“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学好历史”(“History teaches us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 黑格尔（Georg Hegel）
（1） 为什么美籍华人需要研究二战中的日裔被拘留的历史
2022年3月，一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被大规模囚禁事件进行公共教育的法案，获得国会两党极大多数支持，最后以406–16的投票结果轻松获得通过。该法案将创建一个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属下的专门机构，用于统一管理分散在各州二战中大规模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历史遗迹。众议院还通过另一项授权建立永久保护监禁地点的法案和一项进行二战拘留日裔历史教育的拨款计划。
许多华人可能从未听说过日裔美国人在二战中被囚禁的遭遇，或者听说过但并不关心。 认知在所自处，人们往往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过去选择忽视，为可能经历的将来缺乏准备。我们相信历史不会重演，更相信别人经历的苦痛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人问：“如果美国大规模拘押无辜，这和中国有什么区别？” 这种对历史认知的误区也源于我们对美国复杂的制衡制度的局限简单化的理解。纵观这个国家进步的历史，不错，正义终占上风。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附带损害”（Collateral Demage）是历史前进的代价 。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恰要规避或减少这种损伤。正如我们从近年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发现的那样，民主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文明在某些历史时期可能会衰落甚至逆转。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里，人们也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被种族偏见煽动而对少数民族歧视甚至迫害。
为什么国会在此时此刻通过这几项法案对华裔具有特别意义？
第一，我们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流行病灾难。尽管科学家们无法将病毒起源的所有证据拼凑在一起，但作为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始于中国武汉却是不争之实。世界目睹了中国政府从开始到现在如何审查信息流，如何推行其严厉的压抑人性的“清零”政策。这种政策不理性，不逻辑，不科学，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而且给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可能会把他们的挫折感转移到同样深受其难的普通华裔美国人身上。自从冠状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以来，亚裔尤其是华裔仅因其种族而避之若浼或被辱骂施暴。这和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整个西海岸日裔群体仅仅因为种族而被强行拘禁时的社会心理有些相似。我们必须警惕！
第二，当前的大流行灾难，即使它可能不是纯“自然”，但具有任何灾难性自然灾害的特征。在“天灾”面前，人性如此，如“人祸”发生，“华”情何堪？ 当中美发生军事对抗呢？华裔美国人会怎样？华裔美国人作为少数族裔，如何在最难以想象的危机前做好准备？
为此，我们必须知道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什么，华裔美国人必须从历史中学到如何保护家人和财产。
（2）二战初日裔被集中拘禁的史实
1941年12月7日,艺术家米妮·大久保（Miné Okubo）,从欧洲学习一年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家中。在做早餐时她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公告：“珍珠港被日本人轰炸了！”米妮转向她的哥哥德古：“哦，哦！我们遇到了麻烦！（We are in Touble）” 米妮的直觉证明是对的！珍珠港袭击发生后24小时内，无助和不确定的心理阴影开始蔓延在日裔美国人社区，大约1500名被视为“高风险”的Issei（第一代）移民社区领导人被联邦调查局突然从家中带走，没有任何逮捕证或目的地信息的任何解释被送往外国人集中营。整个日裔社区对谁将被带走的焦虑迅速增长。随着政府冻结家庭资产、抄家、没收认为可能用于援助敌人的收音机，相机和物品的案例突增、这种焦虑也随之蔓延。惊慌失措的社区成员烧毁或埋葬了任何可能与他们联系到日本的东西，包括家族传家宝。社区领导被捕后，恐惧以及服从权威的文化价值导致日裔美国人广泛遵守政府的监禁令。只有三名第二代（Gordon Hirabayashi，Fred Korematsu，Minoru Yasui）勇敢地挑战了当时的政府命令，但未能成功，并被判违反政府的宵禁和驱逐令。
1942年1月21日，在卡尔·本德森上校（Colonel Karl Bendetson）的提议下，美军宪兵部外侨处主管德威特 (John DeWitt) 向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议在战略区域周围建立小型“禁区”，将“敌方外国人”及其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迁移到一些较大的“禁区”，在那里他们将受到严密监视。史汀生和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同意这一观点。
1942年2月9日，德威特要求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建立更大军事禁区，其中包括波特兰，西雅图和塔科马的整个城市。司法部长比德尔出于违反日本人宪法权利的考量拒绝同意，但罗斯福总统确信军事必要性，同意绕过司法部。罗斯福给了军队“全权委托”，让他们尽可能合理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两天后，德威特提交了他的最后一项建议，提议从内华达山脉(Mt Nevada)和喀斯喀特山脉（Mt. Cascade） 以西的整个地区清除所有日本人，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和“其他颠覆者”。德威特以“军事必要性”为理由为这种大规模删除辩护，指出“日本种族是敌对种族”，“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活动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和确认的迹象，表明他们将采取这种行动”。
1942年2月19日，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了历史性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战争部长和他指定的任何军事指挥官有权“划定军事区域……任何或所有人都可能被驱离军事禁区。”9006号行政令为大规模监禁日裔美国人铺平了道路。
此后，德威特发布了几项关于疏散的公开声明。 3月2日，第1号公告将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分为两个军事区域，编号为1和2。1号区被细分为沿海“禁区”和相邻的“禁区”。九十八个较小的“战略军事要地”也被贴上了禁入的标志。该公告针对的是“日本，德国或意大利”外国人和“任何日本血统的人”，但它没有明确命令任何住在禁地内的人离开，也没有制定任何帮助人们搬迁的计划。然而，数千名日裔美国人自愿试图搬迁。超过9000人自愿搬出1号禁区，其中一半以上迁入加利福尼亚部分的2号禁区。第1号公共公告虽称没有考虑对从1号区迁人2号区有任何限制或禁止，但后来这些人都被强行从第2军区迁离。少数有远见的日裔美国人一开始就深入内陆，这些人都避免了倾家荡产和关进集中营的噩运。他们中有963人搬到科罗拉多州，519人搬到犹他州，305人搬到爱达荷州，105人搬到亚利桑那州北部，83人搬到怀俄明州，72人搬到伊利诺伊州，69人搬到内布拉斯加州，366人搬到其他州。
1942年3月11日，陆军控制的“战时平民管理局（WCCA）”成立，以组织和实施从1号禁区的撤离。大部分日裔美国人从接到通知后不到两周就被带走，并且仅限于携带他们能携带的东西。他们被迫廉价出售生活财产，房屋，企业，未收获的庄稼和家庭宠物。悲伤和失落的压力由没有送到哪里或多长时间的信息而加剧，对一些人来说，驱逐和预期监禁的侮辱是压倒性的。一名第一代Issei男子自杀，因为他无法控制颤抖，并且不想在营地中看到他给女儿带来的耻辱。另一名开枪自杀的人被发现持有在美国服兵役的荣誉公民证书。
而后，十一万(109,377) 日裔被关进集中营，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包括婴儿和幼儿。公民身份和年龄都无关紧要，日本血统本身就是集中监禁的理由。德威特中将（后被任命为西海岸安全总司令）宣称：“日本种族是敌对种族，虽然许多出生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日本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已经变得“美国化”，但种族印记是不能稀释的。因此，在至关重要的太平洋沿岸，今天有超过112000名潜在（potential）日本敌人逍遥法外。”
令人深省的是：“德国人同盟”的崛起（一个由大约40000名德裔美国人组成的亲纳粹组织）实际上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德裔美国人并没有被整体送进集中营。当时美国也与意大利交战，意大利裔美国人也没有受到大规模监禁。在战争的前半年，德国人在佛州近海击沉了397艘船只，造成约 5000人死亡，是1941年12月7日在夏威夷死亡人数的两倍。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迈克尔·甘农（Michael Gannon）在1990年出版的《鼓声行动》（Operation Drumbeat）一书中称这是“一场长达六个月的大屠杀”。他指控美国当局在太平洋地区严重的无能和拖延。当时“海湾前线”防御部队负责从缅因州到墨西哥湾的45814英里的蛇形大西洋和海湾海岸线只有六艘船，四艘正在修理中，还有32架飞机，其中近一半是非武装的。
1942年春天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监禁，93% 的美国人赞成驱逐日本移民，59%的人支持驱逐日裔美国公民。只有1%的人反对拘留日本移民，而25%的人反对拘留日裔美国公民。只有极少的人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颁布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是出于所谓的“军事必要性”；他們認為，是公眾對日裔美國人普遍不被接受導致政府在緡視事實的情況下疏散了西海岸的整個日本人口。几乎所有的黑人和犹太社区组织以及公民自由团体都保持沉默。遗憾的是，鉴于当时日本侵华背景，华裔普遍支持监禁日裔，并帮助传播了日裔美国人不值得信任的谬误。
当然，旅美日本人也应反省历史： 战争开始时，一些旅美日本团体向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发送了“舒适包”，里面有干果、糖果、肥皂和烟草。一个极端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日本协会筹集资金为日本购买两架侦察机。这种盲目“爱国”情结源于无知及误导的乡情。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东京对任何与暴行有关的事情都实施了封锁。日本新闻机构的宣传公告在移民报刊上逐字转载，成为非英语读者战争信息的唯一来源。即便如此，关键是日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转化为日裔对他们收养国家的仇恨或产生伤害美国的意愿。然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在罗斯福发布第9066号行政令之前，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人员和陆军总参谋部并不认为有必要大规模驱逐和集中监禁，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日裔美国公民或西海岸的日本居民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此外，如果认为靠近日本是将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带走的原因，但是虽夏威夷明显更接近日本，夏威夷没有实施大规模监禁，也没有发生任何日裔间谍及内乱事件。
珍珠港事件后充满种族色彩的恐惧和农业团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呼吁（通过接管日裔美国人耕种的土地而获利）在日裔美国人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集中监禁决定没有正当的军事必要性，而是出于“种族偏见，战争歇斯底里和政治领导失败”。战争结束40多年后，里根总统于1988年签署了《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该法案向仍活着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下令每人赔偿2万美元。“我们必须认识到，”里根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是一个错误。在整个战争期间，千千万万的日裔美国人仍然完全忠于美国。”
（3） 各州日裔境遇
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数据，共有109377名在美国的日本人被关押在十个集中营。根据约翰·德威特将军的《1942年日本人从西海岸撤离的最终报告》，当时在美国的日本人口为285072人，其中127167日本人在美国大陆生活和工作。大多数日本人（94.5%）直接从日本或夏威夷来到美国大陆选择在西部地区定居，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99%的被监禁的日本人都来自狂野的西部的9个州，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26个州，没有一个日本人被拘留或逮捕。
虽然在美国的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估计有62亿美元（2022年美元）日裔的财富消失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被拘留多年，有些人逃离了监禁，有些人甚至大部分时间都过着自由的生活？为什么有些人失去了他们拥有的一切，有些人的财产毫发未损？ 那些生活在人生中最黑暗时期的日本人境遇，由他们居住的地区、州、县甚至乡镇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在所有州，日本人因他们的人口优势在夏威夷的地位显然独一无二。在当时的422770名夏威夷居民中，157905是日本后裔或移民。夏威夷的日本人在经济实力和劳动力市场上达到了所谓的“临界质量”。但与在美国本土的日本人不同，夏威夷的日本人社会已被编织到岛上的生活结构中。日本人和夏威夷原住民以及白人相处得很好。日语是非官方的第二语言。夏威夷有日本的报纸，电影院和剧院; 大多数广播电台都有“日语时间”。总统最初想把所有夏威夷的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运到大陆，即使如果有可能在战时将十万人长途跋涉从2000英里的海 路押送到本土， 夏威夷经济也会崩溃。最终，只有极少数夏威夷日本人被关到内陆集中营，99.3%的日本人留在了岛上。
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等西海岸各州，虽然日本居民人数众多，日裔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当时加利福尼亚有最大的日本社区，但加州的日本人口仅占该州总人口不到1.5%。在政治上，他们没有发言权；在经济上，他们的贡献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员与南方各州的同事联手，欲将西海岸的日本人连根拔起。一些西部州的州长 — 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内布拉斯加州 — 敦促军队将“糟糕的日本人”拖到集中营。甚至纽约市的2000名日本人也成为目标，民众迫使雇佣他们的企业关闭，他们失去了工作，该市受民众拥戴的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威胁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安全避开地铁、远离街道、和公共汽车。只有科罗拉多州州长欢迎难民。他警告说：“拒绝收留他们，我们正在摧毁整个美国价值体系。”
以下是一些州县对日裔态度的史实：
夏威夷州：
如果认为靠近日本是将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带走的原因，但是虽夏威夷明显更接近日本，夏威夷没有实施大规模监禁。第一代和第二代日本人占岛上木匠的90%以上，几乎所有的运输工人以及大部分农场工人。更重要的是，一位美国陆军将军指出，日裔的机械师对于修复海军基地并保持其平稳运行“绝对必要”。尽管如此，还是有1053名在夏威夷居住的日本人被关进内陆的集中营 （占夏威夷日本人总人口0.7%）。
俄勒冈州：
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十天后，德威特将军发布了第1号公共公告，划定了1号和2号军事禁区。居住在沿俄勒冈州的97号公路以西的大部分日本人（共3472人，占俄勒冈州日本人总数的85.3%），被强行转移到更远的内陆监禁营。居住在禁区以东的仅少数美籍日本人没有受到影响。
纽约州：
珍珠港袭击发生仅24小时后，就有121名日本纽约人被捕。到12月中旬，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79名。虽然纽约的大多数日裔美国人（约3000人）逃脱了西海岸同族所遭受的那种大规模拘留，但他们也饱尝反日偏见造成的后果。纽约人苏基·波特斯（Suki Ports）记得她的母亲在战争期间被软禁。“我们曾经想知道为什么她每次离家前总是打电话给我‘父亲’，请求允许”， 战争开始时8岁的波特斯说。“我和姐姐想，妈妈是多么听话的妻子”。
犹他州：
已经居住在犹他州的日本人面临着许多战时偏见，包括破坏日本人墓地，将这些墓地与其他死者的坟墓隔离开来。犹他州立法机构曾考虑过将犹他州日本人与从加利福尼亚撤离的人一起拘留的法案，但未能通过。犹他州2210日本人只有18人被抓， 这要归功于美国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Elbert D. Thomas）。他尽其所能尽量减轻战时歇斯底里对犹他日本人的影响。
科罗拉多州：
面对普遍的反日情绪，州长拉尔夫 卡尔（Ralph L. Carr）欢迎日裔美国人，并表示：“他们像你我一样忠于美国国家机构“ “，“如果你伤害他们，你一定伤害了我。我在一个小镇上长大，在那里我知道种族仇恨带来的的耻辱和伤害。我渐渐鄙视它，因为它威胁到你、你，和你的幸福。”后来，当战争搬迁管理局试图寻求西部各州州长的协助来重新安置和重新安置日裔美国人时，卡尔独自一人表示愿意合作。有人称，在战争初期，丹佛是日裔疏散的’麦加’。丹佛的日裔美国人从1940年的323人激增到1945年底的约5000人。由于卡尔州长坚持原则，他被政治对手埃德温约翰逊斥责为“日本情人”，后者建议呼吁国民警卫队关闭州界禁止日本人进来。 卡尔在1942年竞选美国参议院时被约翰逊击败。为纪念他，日本后代1976年在丹佛的樱花广场竖立了他的青铜半身像。
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的日本人口很少，但其日本居民中有相对很大一部分被监禁。在克洛维斯(Clovis)，日裔美国人在20年代的一次工人罢工期间被铁路雇用，他们逐渐上升到高位，当地白人对此颇有怨言。战前的反日情绪催长了的强烈的歇斯底里和种族敌意。 战争爆发后，克洛维斯的日本工人和家属无一幸免地被送到集中营。然而，在盖洛普(Gallup)的日裔美国人的情况截然不同，盖洛普市议会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是否应该效仿克洛维斯，投票失败。盖洛普的人们基本上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日裔邻居的宪法权利。根据一些报道，他们没有被解雇， 该市的日本餐馆和其它生意继续正常运营。
伊利诺伊州：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后，芝加哥警察局命令日本互助会停止一切活动并停止收取会费，并禁止三人以上聚集。虽然发生了一些反日暴力事件，包括摧毁日本礼品店的窗户， 与西海岸不同，日本人有行动自由和工作自由。日本人可以在制造飞机和电子产品的工厂工作。
芝加哥的日裔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靠，和社区组织，教会组织及WRA的支持。 芝加哥最早为Isei和Nisei（Isei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司是Otto Schnering先生。他开办的Curtiss Candy Co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糖果制造商。
战争搬迁管理局（WRA）的第一个外地办事处在芝加哥开业，该市欢迎日本人离开日本拘留营后来芝加哥定居。1942 年 6 月 12 日，第一波来自拘留营的日裔美国人抵达，从而开始了芝加哥日裔美国人历史的新阶段。在1943年和1944年初，所有来到芝加哥的重新安置者 近5000人是Nisei，其中50%的人年龄在24岁以下。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结婚了。 最终，30000名日本人从拘留营搬到了芝加哥。 1945年，在芝加哥重新定居的日裔美国人比全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多。他们通常被安置在白人和黑人社区之间的地区，包括Lake View，Near North Side，Oakland，North Kenwood和Woodlawn。
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在1940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217名的日本居民。与西海岸不同，该州不受大规模搬迁（到政府经营的营地）指令的影响。但政府冻结了位于佛州Boca Raton的日本农场成员乔治森上（George Morikami）的资产。但他还可以经营他的农场，并同时照顾安置在他家中的军人。政府还没收了另一名Boca Raton日本农场成员小林秀夫在农场的土地，并在他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个军事机场。
怀俄明州：
日本怀俄明州人被允许留在他们的农场和家中。虽然美国政府在怀俄明州设立了集中营，但该州日本人没有一人被监禁， 也是西部所有州里唯一的州无人被抓。当Washakie县的农民开始建议将日本家庭送到附近的集中营，并将他们的土地交给白人居民时，律师查尔斯·哈金斯（Charles Harkins）带领众多的当地居民进行了反击。“这些人出生在这里，他们在这里长大，他们在这里定居，”哈金斯告诉对手。“你们也是从外地迁徙到这里的人，如果你们试图把别人的土地拿走，我认为是时候你们应该离开了。”
州长Nels Smith命令所有怀俄明州治安官将居住在他们县的日本外国人名单发送给联邦调查局，并限制日裔美国家庭的旅行。帕克县警长弗兰克·布莱克本（Frank Blackburn）虽然尽职尽责地报告了居住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日裔美国人，但认为追踪无辜的农民是浪费他有限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