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学好历史”(“History teaches us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 黑格尔（Georg Hegel）
（4） 各州日裔美国人拘禁数据（据美国国家档案和德威特将军的报告）
（5）人性善恶
今天，普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一个崇尚法律的国家会发生大规模拘留无辜的事件？美国的法律体系为何没有保护日裔美国人免受伤害和经济损失？美国最高法院1944年对松丰三郎起诉美国政府一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最能说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理念。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驱逐囚禁日本血统的命令。 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为多数派撰文说，对单一种族群体权利的法律限制永远是“可疑的”，“法院必须进行最严格的审查”。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一定违宪。驱逐令给一大群美国公民带来了困难，但苦难是战争的一部分。”
在这种大环境下，让日裔倾家荡产（Uprooting）的行为几乎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大厦将倾，战争要赢，极少数人的委屈甚至苦难在这宏大的背景中几乎微不足道。《纽约时报》上只发表了四篇温和的批评性社论。没有其它主要媒体挑战第9066号行政命令。日裔美国人在政府里没有政客、在军队中没有将军、在江湖上没有老大，甚至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主教为他们说话。冥冥之中，唯有痛苦的呻吟上达天听，但他们的呻吟能上达天听吗? 当他们逃难时，通常住在自己的汽车里，各地报纸都让他们知道日本人不受欢迎。例如，在《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上，一幅名为《日本甲虫瘟疫》（Plague of Japanese Beetles）的漫画显示，山姆大叔（Uncle Sam）在加利福尼亚公路上追逐害虫；而堪萨斯人则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不想要他们，让它们继续飞翔 — — 在另一个方向上。爱达荷州的抗议者高喊：“我们都是白人”。 亚利桑那州的路边餐厅的标语是：这家餐厅会给老鼠和日本人下毒。
奥斯汀·安森（Austin Anson），一个有影响力的加州蔬菜种植联运者协会（Salinas Vegetable Grower-Shipper Association）负责人，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前往华盛顿，在那里他编织了日裔美国人破坏的故事，敦促联邦政府撤离日裔。他的动机很明了。“我们被指控出于自私的原因想要赶走日本人。我不妨说实话：我们就是! 这是一个是白人还是黄色人种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问题。他们来到这里工作，他们留下了，他们要取而代之”，安森在1942年被《星期六晚邮报》采访时如是说。“他们抢走了白人的市场，他们用妇女和儿童干活，而白人农民必须为佣工支付工资。如果明天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赶走，我们永远不会“想念”他们，因为白人农民可以接管并生产日本人种植的所有东西。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回来。”
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根据美国农业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到1942年，即罗斯福下令将日本人隔离的那一年，仅加州日本人就生产的商品蔬菜多达全国总量的9%。“西海岸人口从1900年的240万急剧增长到1940年的970万，某种意义上和日裔美国人高效的粮食生产有关，”罗杰丹尼尔斯写道（移民学的先驱学者，亚裔美国人）。自1850年以来在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把产品销售到全国其它地区的收入显然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某些作物上的成功确实令人惊讶。”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日本菜农种植的加州洋蓟，扁豆，花椰菜，芹菜，黄瓜，大蒜和洋葱占全国产量二分之一，芦笋，利马豆，卷心菜，哈密瓜，胡萝卜和生菜占四分之一。日本农民还控制了草莓，苹果，桃子和甜菜市场。根据1982年美国政府的报告，1940年日裔美国人经营的农场平均每英亩创造的价值为280美元；相比之下，所有农场的平均为每英亩38美元。不幸的是，成就的副产品往往是嫉妒。正如美国政府战时迁移和拘留平民委员会一份报告的结论，来自西海岸白人农民的怨恨为日本血统的大规模监禁提供了部分动力。也如企业农业综合企业项目主任AV Krebs在1992年《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根据多方积累的证据，我们现在知道政府的行动部分是由加州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集团发起的，他们不但想消灭该州最具生产力的日本家庭农场的竞争，而且满足自己对占据土地的渴望。”
西部种植者保护协会的常务秘书在1942年的报告说，日本人的损失转化为许多白人投资者的收益。他们的搬迁，为其他种植者实现了可观的利润。比如，Yoshimi Matsuura家庭不得不以23美元/英亩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葡萄园，如果他们被允许留下来自己收获葡萄，每英亩可净赚200美元。桥口光子（Mitsuko Hashiguchi）回忆起西部农场公司（Western Farm Incorporated）承诺经营她的家庭农场后发生的事情：“他们说他们会收获一切，为我们照顾好，他们承诺收获后会把钱寄给我们。我想政府一定是后来介入的，因为我听说他们所做的只是从田里收获草莓和豌豆，无论他们用它做什么……他们一定是卖了它，或者他们做了什么。在那之后，没有对现场做任何事情。他们没有再碰它，也没有在那里做任何事情，他们把我房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历史学家桑德拉·C·泰勒（Sandra C. Taylor）在她1993年出版的《沙漠之珠》（Jewel of the Desert）一书中解释说，这些被驱逐的公民急于出售企业，房屋，设备，和其它无法用一个行李箱携带的东西。这些被放逐的“犯人”留下了大部分财产，当他们走后，往往是社区里的人，通常是前邻居，抢劫了他们留下的的财产。根据作者Michi Nishiura Weglyn在《多年的臭名昭著：美国集中营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的说法，根据战后的一项调查估计，日本人拘禁前存放在私人的货物和财产，多达80%被洗劫、偷盗或出售。
Harvey Watanabe回忆说，回家后发现他家农场被盗和被破坏：“临走前我庆幸把农场租了出去。但万万没想到，承租人并没有继续耕种，他们偷走了一切，然后让房子空置。后来有人进来，破坏了所有存放在阁楼上的个人财产，所有的照片，一切的一切都没了。承租人拿走了所有家用电器，拆掉了和电器连接的管线，卖掉了马匹和农具。” 有些日本人把贵重物资留给了邻居托管，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东西不见了，邻居也不见了。还有许多情况，由于找不到人照顾，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因未缴税款和欠付抵押贷款而被没收。
除了日本农民失去土地，日本商人和个体经营者也失去了他们的公司。在战争初期，日裔商人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命令他们离开，也不知道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处置他们公司的股权，白人竞争对手乘虚而入，以5% 或10%的低价购买日本老板的股权。在接受采访时，Frank Sumida回忆起他的父亲失去了他的生意：“他失去了一万美元的餐馆，从未补偿过一分钱…我们进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他们就直接进去偷走了一切。他们不会买，他们知道我们要关进集中营。当你可以免费获得它时，为什么要买它呢？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你知道，当我想到那家餐厅时….厨房器具全是不锈钢的，所有的办公设备都是定制的。我们有一个步入式冰柜，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对吧？连洗碗架都是最高级的，不是锡，是不锈钢做的。这是一个漂亮、漂亮的餐馆。”
在一个联邦委员会的1983年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的总经济损失估计高达62亿美元。该研究估计，仅未补偿的财产损失总额（根据债券利率的计算）就在3.35亿美元至17亿美元之间。包括3%的利息加上通货膨胀，财产损失将在6.8亿美元至34亿美元之间
当然，在大难领头时，幸运之神总会不期而至。莱斯特·内田（Lester Ouchida）的家人是幸运人之一。当他们在内田5岁时被迫离开弗洛林的家时，他们在白人邻居玛丽·麦康伯（Mary McComber）的帮助下保住了自己的家。Ouchida说，McComber将他们的家租给了一位神父，并在拘留期间按时将钱寄回监禁中的父亲。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幸运能有一个像麦康伯这样的邻居来帮助他们。“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同样的事情，但很多人与白人家庭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更挣扎，甚至会失去家园，”内田说。战争时期虽有利可图，但任何时候都有善良的商人。比如，冢本的父亲联系了州水果检查员鲍勃·弗莱彻（Bob Fletcher），提出了一个商业主张。如果弗莱彻愿意在冢本的堂兄和邻居的农场工作，只要他支付了抵押贷款和财产税，他就可以保留利润。后来，弗莱彻尽心尽力地负责冢本家族超过100英亩的土地三个农场，直到1945年他们回到弗罗林。“我知道他过得很艰难，”冢本说。“他是如此谦逊，如此善良。他从来不想因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而受到赞扬。他说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原话是，’这是正确的做法’。”
（6） 历史的启示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保护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仇恨犯罪是联邦重罪，种族歧视歧视可被起诉。然而，当涉及到国家安全或发生重大军事冲突时，为保障大部分公民的安全，政府可能会采取过激行动来约束或限制一小群美国公民的自由。在最近几十年中，这种事 2001年发生过；2016年又发生过，在可预见的将来大概率还会发生。正确或错误，必要或过分，政治驱动是与否，只有历史评判。
但，我们必须准备。
大多中国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许多第一代中国移民在这一片沃土上享受着从未经历的自由飞翔生活。我们幼稚，我们憧憬，我们幻想过去就是将来。重温二战中日裔经历，可以想到不久的将来并非如此！虽然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我们必须在选择退休养老地时慎重考量。日裔美国人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住在哪里，与邻居的关系深浅，华人在当地社区结构的融合程度在紧要关头对家庭安危至关重要。作为美籍华人，选择退休天堂的考量不仅基于风景气候，医疗卫生，税收负担，及中国餐馆，还必须考量当地政治，华人数量，有关AAPI仇恨犯罪的立法和政策，以及华人在当地事务的位置。
先看一下华人在各州人口中的比例：
八十年后，华人总量已达五百万。华人数量虽比当年日本人多很多，但除了夏威夷外，没有一个内陆州州华人数量达到所谓的“临界质量”。如果用占州人口5%作为“举足重轻”的尺子，华人只有在夏威夷州举足重轻，其次是加州。即使用1%作为尺子，也只有东部七州 — 纽约，麻省，马里兰，华府，新泽西，弗吉尼亚，和康州；西部三州 — 华盛顿俄勒冈和内华达；及中部伊利诺伊州。州是如此，各美国各大城市如何：
美国“大”城市中也只有七个城市华人占该地总人口的超过5%，有三十个城市华人占该地总人口的1%，而这七个华人超过5%的城市，有四个在加州。 再看看“小”城市：
在十五个华人超过5%的小城市，有十一个在加州。如果用数量衡量“相对安全”程度，首选显然是夏威夷州，其次是旧金山市和尔湾市，再次是加州的Daily City,Fremont, El Monte, Sunnyvale, West Covina以及华盛顿州的Bellevue的一些小城市。
华人多的地方排华事件的绝对数量也会增加。美国《阻止对亚裔仇恨 》 （Stop AAPI-Hate）组织是一个全国性联盟，是收集与种族动机有关犯罪数据的权威。根据他们的数据库，新冠流行病发生后，美国仇恨亚洲人的暴力事件急剧上升。从2020三月止2022年三月，报告的事件累计11467起，其中有多于50%的事件是华人报告的。下表是报告最多的二十个州的数据。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华人多的地方仇华事件也相对增加，加州并不绝对安全。
我们不禁要问： 天下之大，何以为家？无论过去现在， 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州郡的民众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不同地区、不同州郡的政府和政客如何采取行动保护华裔。关键是在不可知的事件发生后，如华人形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发生由政府主导的排华事件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千条理，万条理，选票才是硬道理。
除了对外部环境的选择，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华裔美国人有时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他们在被收留的国家取短期内在学业、工作、及财务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许多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国同胞眼中，这些中国新移民往往太成功了。一些中国移民在短短15到20年的短时间内积累了比其他种族的同龄人多许多倍的财富。这是实现美国梦的好事，但赚钱并不是美国梦的全部。许多中国移民登陆美国后，被一个简单的人生目标驱使，而且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快速致富。出于对亲身经历的对贫穷的恐惧，他们中的一些人崇拜物质的富裕，小视精神的深厚。
亿万富翁Zappos的创始人谢家华（Tony Hsieh）是第二代华裔，也曾经是“模范少数族裔”的成功故事，不幸的是，他2020年46岁时自杀身亡。他的悲剧人生值得所有华人深思。在他的畅销书《传递幸福》中，他说：“我从小就幻想着赚钱，因为对我来说，钱意味着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有朝一日经营自己的公司的想法也意味着我可以发挥创造力，并最终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这种传统信念在中国家庭中代代相传，虽合情会理，无可挑剔。谢家华三十岁就赚了一辈子的钱，但灵魂空虚并不HAPPY；他用物质传递幸福，金钱收买友情，最终以悲剧结束。 这可能是我们许多代后仍被我们的美国同胞视为外国人的原因之一。
我们共同的悲剧是：在日裔美国人悲剧发生80年后，华人还在被怀疑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反省自己，华人今天仍然没有集体的公众声音，没有可操作的全国性组织，非常微弱的国家机构的代表。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华裔选民投票率为39%，低于42%的亚裔美国人的总体投票率和53%全国投票率。 虽然IT行业中超过16%的软件开发人员，计算机程序员，计算机系统分析师和计算机支持专家是华裔美国人，但只有0.7%的司法公共秩序以及执法人员是华裔美国人。 自约翰·刘福将军（美国陆军少将于2010年去世）、明尔·张少将（美国海军，2017年去世）和乔纳森·亚历克斯·袁少将（美国海军，2018年退役）以来，目前美军将官中没有一个华裔美国人。以上种种，可一斑我们的价值取向，只指出，不点评， 希望总在下一代。如果我们不立即改变现状，在大规模中美冲突发生时，“We are still in trouble!”
历史明志，未来可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应该在这块土地上做得更好。也许从做一些小事开始：
1. 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例如HOA董事会会议
2. 关注美国本地和全国新闻
3. 和邻居培养友谊，向邻居伸出援手。
4. 支持社区和教会活动
5. 支持美国制造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家族经营的小企业。
